第25个全国“爱眼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0年6月5日在北京同仁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眼健康白皮书》,介绍我国防盲治盲和眼健康工作的进展成效。2020年6月6日是第25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视觉2020,关注普遍的眼健康”。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周长强先生,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王宁利教授,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副会长李守山先生,北京同仁医院常务副院长张罗教授,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执行主任许迅教授出席发布会并回答媒体提问。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胡强强主持发布会。
会上,周长强介绍了我国防盲治盲和眼健康工作的有关情况。王宁利教授介绍了《中国眼健康白皮书》的有关情况。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脱贫攻坚中健康扶贫包括到白内障等眼科疾病有关的内容,也对脱贫攻坚工作有很大的影响,李守山介绍了光明扶贫工程的有关情况。
随后,发布会进入媒体提问环节。
新华社记者提问:
我们现在发现疫情期间电子化的生活特别普遍,很多人都开始用网上办公和云课堂,大家都知道使用电子产品对我们的视力是有影响的。我想知道的是,现在的电子产品使用从哪几个方面会恶化我们的视力?除了限制使用时间之外,还有哪些办法?
王宁利:
这个问题在“全国爱眼日”到来之前,很多媒体也都在问。其实电子产品视频终端的使用,已经成了一种趋势,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把它丢弃。剩下就是我们怎么样和它和平共处的问题。这里我想给大家说一个事,你不管是看电子产品还是看纸质的书籍,过度用眼造成的损害是一样的。但是大家为什么说电子产品对眼睛的损害更严重呢?因为电子产品里面的内容设计更具有吸引力,我们在看电子产品的时候,花的时间比看纸质产品还要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电子产品给我们展示的文档、阅读画面和纸质的是不一样的,调节对比敏感度不一样,我们眼睛接收的各种光波也是不一样的。这里面大家最担心的损害是来自于屏幕的我们所说的短波蓝光的影响,各个厂家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设计与防护。短波蓝光的损害是一个慢性累积的损害,我下面讲到怎么样正确使用电子产品,可以做到一定的防护。
一是当我们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使用时间不要过长。假如说我们阅读纸质的话看40分钟,电子产品要控制在20分钟,然后就让眼睛放松一下。二是屏幕不要把对比度选的太高、太亮,这样的话进入眼睛视网膜的亮度会超过我们所需要的生理阈值。三是电子产品在阅读的时候,尤其是对着电脑屏幕的时候会发生一个问题,我们在专心的时候,眼睛不自主的瞬目频率会下降,就是闭眼睛的频次大幅的下降,会把角膜暴露给外界干燥的空气。所以一定要主动在阅读的过程中、工作的过程中眨眨眼。还有就是厂家也需要设计一下,屏幕有自动停止的阶段,到了一定程度暂停一下,给大家一个眼睛休息的机会。最后一件事,永远不要忘掉,保护眼睛,望远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强制自己走到阳台上,走到窗口看5米以外的物体10分钟。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做到这一点是最好的防护。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
刚刚发布的白皮书中提到,我国的防盲治盲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眼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请问,依托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办公室,下一步有哪些工作计划?
张罗:
正如刚才周长强副局长和王宁利教授所介绍的,伴随着健康中国行动的推进,新时期眼健康政策也在与时俱进,我们的工作目标由过去的重在提升眼科,特别是县域眼科的医疗服务能力,着力做好防盲、致盲工作,逐步转向推动眼科及眼视光服务高质量发展,我们的目标是不单要让老百姓看得见,更要让老百姓看得清。
北京同仁医院作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单位和技术指导组的办公室依托单位,多年来在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的领导下,承担了许多防盲、致盲和眼健康的促进工作。“爱眼日”前夕,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正式委托同仁医院,在既往工作的基础上,牵头开展全国眼科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工作,促进眼科医疗服务同质化和服务质量持续改进,提升人民群众的眼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领导下,我院将同全国眼科医疗卫生机构一道,坚决落实国家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有关工作要求,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不断完善眼科医疗质量控制体系,搭建质控信息化平台,拟定眼科专业质控指标、标准和质量管理要求,分析眼病医疗数据,提出眼科医疗服务质量持续改进建议。同仁医院将继往开来,以防盲技术指导组办公室为中心,助力推动全人群健康工作,以眼科质控工作为重心,推动眼科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
在这里,我也要感谢国家卫生健康委对北京同仁医院的信任,感谢全国眼科同道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记者提问:
防盲治盲是保障眼健康的一项重要举措。请介绍一下我国在防盲治盲方面具体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周长强:
防盲治盲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既需要政府,同时也需要行业包括社会的共同参与。从我们政府主管部门的角度上讲,我觉得我们主要作了这么几项工作:
第一,坚持规划引领。我们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从上世纪80年代“七五”期间开始,每五年我们就制定一个规划,针对当时阶段的一些主要问题,制定目标,明确工作重点和措施。第二,努力构建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工作局面。建立和不断完善三级防盲网络,持续提升能力,加强三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上下协同关系。第三,持续抓能力建设。一是从建高地、建高峰角度,不断加强我们的学科建设,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推动科技的创新。像同仁医院这样的医院就是我们眼科方面的高地。二是填洼地,实际上就是补短板、强弱项,主要是针对基层的服务能力比较弱的情况,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持续加强县医院的建设,做了很多培训。像刚才王教授在介绍中也说到了,我们现在全国大概有90%左右的县医院都设有眼科,其中大概有90%左右的医疗机构都有独立开展白内障治疗的能力,现在白内障手术在我们县医院已经发展成了一项适宜的技术,大部分的医院都掌握了这项技术。第四,持续加强医疗质量和安全管理。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规范,推动眼科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第五,我们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眼病预防是很重要的一个措施,所以我们推动关口前移,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提高老百姓科学用眼、爱眼护眼的意识。
另外,在各个阶段,我们针对一些重点致盲性眼病,因病施策采取了一些措施,刚才王教授也有介绍,比如针对沙眼,我们发现了它的病原体,通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把致盲性沙眼消灭了。另外,针对白内障,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做白内障手术,我们提高基层的能力,推广和普及这项技术。再比如糖尿病、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病变,做的更多的是早发现、早诊断、早预防、早干预。针对角膜盲,我们推动角膜的捐献,加强国家眼库和地方眼库建设,加强角膜的分配,推动角膜移植手术。
眼健康需要群防群控综合施策,既需要专业部门的推动,同时也需要社会各界包括个人、家庭等等协力共同做这件事情。
凤凰卫视记者提问:
我们知道近视眼对人民群众的影响非常大,近视眼最严重会出现什么问题?会不会致盲?而且现在对治疗近视眼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吗?比如像近视眼的激光手术是不是可以很好地解决近视眼的问题?
许迅:
我是一名眼底病的专业医生,近视眼最严重的并发症其实就是眼底的病变。眼睛就像一台照相机,眼底就像照相机的底片,底片出了问题一般来说都很难修理。我30多年以前开始做眼科医生的时候,还非常少地见到高度近视眼的眼底并发症;但是在最近这些年,每一次的门诊都碰到不少因为高度近视眼造成的眼底并发症,比如视网膜脱离,比如黄斑牵引性病变等等。这些情况(眼底病变)大多数目前还没有非常完美的方法来帮助恢复正常,所以从这点来说,近视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近视眼随着近视度数的发展,眼轴逐渐变长,就像一个气球越吹越大,在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在眼底,会出现像萎缩、组织变薄甚至破裂,对于这样的情况,目前的治疗效果是有限的,一些人就因此而失明。所以我们应高度重视,因为近视性的眼底病变已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成年人主要的致盲眼病,它不单单是戴眼镜这么简单。很多年轻的同志可能还有一个误区,近视不就是戴个眼镜吗?其实(高度近视)眼底的并发症多发生在40、50岁以后,所以未来的工作、老年生活可能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还有一种讲法,认为近视做激光手术就可一劳永逸,其实,激光手术可以矫正近视,把眼镜摘掉,但并不能改变已经变大、变形的眼球,也不能改变已经出现的眼底问题,所以也就不能降低盲和视力损伤的风险。从这点看来,预防近视发生、防止近视度数快速增长,对于预防近视可能带来的严重危害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健康报记者提问:
现在有一句话很热,叫“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我们知道眼底的检查不仅可以检查我们的眼病,在慢性病的诊断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糖尿病的患者要去看眼科的门诊,所以想请嘉宾就这一方面的问题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王宁利:
看起来“两会”期间我们的宣传工作做的还不错,“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已经开始深入人心了,这也是我今年在“两会”期间给政府的提案。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80%的眼病叫做可防可治可控,这80%中的80%是可以通过眼底照片,眼底诊断做出诊断和筛查。所以这两个80%很重要。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大家每年都做一张眼底照,那么我们疾病的早查早筛率最少能上升60%,如果我们扣除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我们眼病的早期预防最少能上升50%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眼病有个特点,在国际上成本效益分析报告出来以后发现,投入产出比最好的疾病控制模式是眼病,所以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就号召大家能不能每年做好一次眼底的检查,这是我们第一个号召。其实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青光眼的诊断,当时说青光眼视神经一张照,青光眼早知道。后来一看很多眼病通过眼底照都能发现,最后说眼底照片出来了,我们拿着也看不懂,医生给你看,能不能有这么多医生给我们把眼病筛查的东西都做了?人工智能在这里发挥了很大的贡献。现在常见的5大眼病的筛查中,人工智能筛查的准确率可以接近90%,可以帮我们节约大量的人力成本。再通过无线网络,把信息流动,把病人患者的流动改成信息流动,在疾控筛查方面的成本将大幅度的下降。所以我们也号召国家在下一步,在经济发展容许的情况下,能把眼病筛查纳入到慢病筛查系统中,能够保证危险人群、高危人群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
人民日报记者提问:
现在小儿眼睛的问题越来越普遍,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不能任其发展。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有什么好的防控经验?
许迅:
你提的问题至关重要。近视确实是我国患病率最高的慢性眼病之一,严重影响了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而且近视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一旦发生了就不可逆转,所以治好近视眼是办不到的。特别是在低年龄阶段发生近视眼的孩子,更容易变成高度近视眼,导致视力损伤,甚至老年以后因此失明。
近视的防控,我们认为是“金字塔”形的三级任务:一级是“塔底”,需要普遍控制人群的危险因素,筛选出高危的对象,预防近视的发生。这方面有很多事项,比如读写坐姿、灯光环境等等,但目前循证医学的证据指向户外活动的增加能够明显降低近视眼的新发生率;二级是“塔中”,对已发生的近视眼需要积极地面对,早期发现、延缓进展,防止变成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高度近视眼,甚至病理性近视。三级是“塔尖”,对已有的高度近视眼,目前只有比较少的三级医院和专科医院的眼科才能解决,即防止失明,治疗并发症,但实话说,效果也是有限的,目前主要目的是降低视力损伤和盲率,使得最终不要瞎掉,能够维持生活自理。
整个防控过程中,医防协同是贯穿近视防控全程的重要策略,在这方面,上海在前两年制订了地方标准——《中小学生屈光不正筛查规范》,今年已被国家卫健委纳入国家卫生行业标准。近十年来,我们在上海市卫健委等部门领导下,联合公共卫生和医疗机构的专家力量,建立了“市、区、社区”的医防衔接网络,实行了近视分级分诊和转复诊的制度,至今已经为200多万儿童青少年建立了屈光发育档案,我们通过运用“互联网+明眸APP”的形式将死档案变成了活档案,能够有效衔接资讯查阅、儿童眼健康情况查询、宣教、筛查、转复诊和干预治疗。在宣教方面,发起了“目”浴阳光的科普行动,我们制作传唱了《爱眼歌》,根据疫情形势,创编了非接触眼保健操等。
青少年的近视防控任务非常艰巨,有一种观点说从学校开始防治近视,其实进了小学已经晚了,我们现在希望能够从0岁开始就开展覆盖近视全周期的、高品质的视觉健康服务,医防协同,这样才能看到近视眼发病率、患病率下降的曙光。
文字/新闻发布会实录
来源/北京同仁医院
网址出处:http://www.nhc.gov.cn/xcs/s3574/202006/1f519d91873948d88a77a35a427c3944.shtml